2025年12月28日至2026年1月18日，由《中国文艺家》杂志社、东莞市作家协会、东莞市美术家协会、东莞莞城文学艺术联合会、东莞文艺评论家协会等单位主办协办的“五家其昌”诗书画5+1联展在东莞莞城举办，而这正是对东莞新大众文艺领域拓新的立体回应。

  该展览通过北京及珠海的六位艺术家诗、书、画作品的集中展示，呈现诗、书、画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联动共通，以综合性的艺术魅力，呈现新大众文艺发祥地之一的东莞的活力。展览汇聚了学院与民间的创作力量，其作品共通的内核在于对朴实生命经验的真挚勘探与诠释，揭示了新大众文艺的生命力源泉：根植于共通情感的本真表达、对时代生活的敏锐体察，以及在多元对话与形式融合中迸发的精神能量。

  创作主体的互文：“赤子之心”与“匠者之境”的对话

  新大众文艺的活力，在于其对单一美学标准的超越，容纳不同创作路径的并置与对话。本次展览清晰地呈现出“赤子之心”与“匠者之境”两种美学向度的互补结构。

  以“中国摩西奶奶”杨佩莲为代表的创作，展现了“童真之眼”的直观力量。其画作色彩明丽、造型朴拙、叙事天真，毫无学院派的技法矫饰，宛如生命经验与赤子之心的自然流淌。这种稚拙的艺术风格，在从亨利·卢梭到现代原始主义的艺术史脉络中，始终保有独特价值，它捍卫了直觉表达与情感真实的优先性。杨佩莲的画作是其八旬人生积淀的直接外化，提供了一种未经雕琢的情感“原矿”。在新大众文艺语境下，这种风格具有消解权威、拥抱多元的文化意义，成为连接个体经验与集体情感的重要纽带。

有中国摩西奶奶之称的86岁杨佩莲的画作

  与之形成对话的，是展览中学院派及受过系统训练艺术家的“传统之思”。他们的创作体现了对艺术传统的深刻理解与当代转化。例如，刘鸿的作品展现出对从传统写意到当代水墨等多种风格的探索；盛华厚的创作则扎根传统笔墨以表达当代话语；谭瑞震的魏碑书法在尊古中融入现代形式感。他们的工作是对文化基因的创造性转化。

  这两种路径并置，非关高下，而是构成了新大众文艺生态中不可或缺的互补维度：“赤子之心”以体验的直接性唤起广泛情感共鸣，“匠者之境”则以文化的积淀性引导审美深度认知。二者的互文，共同拓展了艺术的表达疆界与受众范围。“赤子之心”以其本真性提醒专业创作者勿忘艺术的源头活水；“匠者之境”则以其文化厚度为原生表达提供可资参照与深化的坐标。二者的良性互动，共同拓展着艺术的表达疆界与接受广度，也考验着策展与批评的阐释智慧。

  叙事美学的平移：从“象征史诗”到“具身纪实”

  新大众文艺的核心特质之一是“视角的平视性”，即创作者以共同体一员的身份进行体察与表达，而非居高临下的俯瞰。这一点，在展览作品所关涉的英雄叙事中，体现为一次深刻的“美学平移”：从经典的“象征史诗”转向当下的“具身纪实”。

  传统英雄叙事，常通过理想化造型、激昂动态与宏大场景，塑造超越个体的、作为集体理想化身的“英雄符号”。这是一种“向上的提纯”，旨在激发崇高的信仰。

  而本次展览所呼应并呈现的新大众文艺英雄叙事，则转向“向下勘探”。它聚焦于英雄作为“人”的具身化状态：疲惫的面容、护目镜上的雾气、勒痕、片刻的松弛……这些在经典范式下可能被剔除的“琐碎”细节，在此成为英雄内核最有力的见证。这种转变是对英雄性的“祛魅-返真”。英雄性不再是一种预设的、外在于常人的神性光环，而是内化于专业坚守、道德勇气与肉体凡胎的极限承担之中。民众由此产生的感动，并非崇拜遥不可及的神祇，而是致敬从“我们”之中站出来的“担当者”。这种叙事将公众对“侠”“义”等传统文化原型的集体情感，成功引导至对当代生活中真实“英勇实践”的发现与礼赞，以朴素的真实注入了坚实的情感正当性与时代感染力。

  表达效能的追求：以形式为桥，抵达“穿透力”

  无论形式雅俗、技艺精朴，新大众文艺追求的核心表达效能是“穿透力”——即直指人心，跨越知识、修养与经验壁垒，引发广泛情感与思想共鸣的能力。其关键在于形式与内容的高度契合，以及技艺是否真诚服务于情感表达。

  展览为此提供了多元路径。谭五昌的“诗书合璧”是典型一例。其书法内容多为自撰诗稿，笔势、韵律与章法成为诗歌内在情感的视觉强化与外显，创造了文字意义、书法韵味、纸张肌理共同作用的立体感知场域，降低了纯文本的阅读门槛，增强了艺术的沉浸感。这种“诗书合璧”的实践实质性地提供了一种艺术批评与创作互构的新范式，同时也为诗歌本身开辟了别样的表达疆域。

  从艺术批评的视角看，这种融合迫使评论标准发生内在转变。传统的诗歌批评侧重于文本的意象、韵律与思想深度，书法品评则聚焦于笔法、结体与气韵。然而，当诗与书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呈现时，批评的焦点便自然而然地转向了两种媒介间的对话关系与化合效应。我们不仅要问诗歌表达了什么，更要探究书法笔墨如何强化、转化甚至重构了这种表达。书写的疾徐燥润、结构的疏密欹正，本身就成为对诗歌情感节奏与精神气象的视觉注解与二次创作。这催生了一种整体性、通感式的批评新维度，它要求批评者具备跨门类的感知力，去评估作品是否达成了“1+1>2”的总体性“穿透力”，而非孤立地评判其中任何一部分。

  而在此情形下，过度追求即时的、广泛的共鸣，会否导致艺术的媚俗与思想深度的消解？我们认为，新大众文艺所追求的“穿透力”，本身应包含对“美”的引导和对“思”的启迪。它不迎合低层次的感官刺激，而是致力于搭建一座座雅俗共赏、引导升华的桥梁。真正的“穿透”，应既能触动初学者的心灵，也能经得起专业眼光的反复品鉴；它既是通俗的，又是高尚的。这要求艺术家在拥抱大众的同时，保持艺术家的独立判断与文化引领的自觉。

  东莞作为新大众文艺的实验场与策源地

  “五家其昌”诗书画展在东莞的举办，其意义远超一场艺术交流，更像是一份鲜明的时代宣言，昭示着这座城市正以其开放、包容与务实的精神，主动引领新大众文艺的浪潮。坚实的产业基底与“海纳百川”的城市品格，为此预备了丰沃土壤。

  新大众文艺的核心，在于打破藩篱，让艺术回归日常，激发每个人的本真创造力。东莞的实践生动呈现了这一点。在东莞文联的组织策划下，各个文艺家协会正在展开更广泛的探索。以同期在东莞棠美术馆举行的“众相我相”——半壁门生素人习艺实验展为例，其推崇的“众乐乐”与素人创作理念，让艺术从高阁走入市井。参展者多为短期学习的素人，作品形式纷繁、色彩奔放，洋溢着蓬勃而无拘的生命力，为公众提供了一条可感、可及的美的途径。

  期待东莞新大众文艺在更多的文艺领域开拓新境，吸引更广泛的新大众文艺创作者汇聚于此，彼此激荡。当八方“凤凰”不仅能在此栖居，更能于此涅槃，创造出标志性的作品与理论思考时，展望未来，东莞的路径在于继续深植于生活，在艺术门类、情感深度、视角广度、表达精度与形式融合上持续探索。当八方创作者在此汇聚、涅槃，创造出标志性的成果时，东莞便有望从一个活跃的文艺实践现场，演进为一个具有范式意义的成果产出地与理论策源地，演进为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“时代创新应用场景”，成为展现文艺发展方向与历史使命的关键载体。这，正是东莞对“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”这一时代命题，所交付的一份坚定而有力的答卷。(文/黄雅怡 许燕转)